這是一本故事簡單、文字清澈,卻不容易讀的小說。不容易讀,主要原因在於,剛開始閱讀時找不到它的定位;因為,儘管有人說這是一部論及自己身世的小說,甚至連小說敘述者都以疑似作者的口吻直接提到這是寫他母親在無意間成為女英雄的故事;但是,考諸勒.克萊喬的生平,會發現書中多項敘述和事實有出入(譬如,女主角艾蝶兒懷孕的時間和作者誕生的年代相差許多年,羅宏也不是作者的父親等),而且老實說,從書裡並看不出來艾蝶兒或他母親具體成就了什麼事蹟,可被頌為英雄。 

所以,讀這本書不如直接回歸到讀小說這種虛構創作的文體本身吧,也就是說讀它的主題、布局和結構……將它視為有機的整體,試著解析它互相串勾的內在肌理(並且,接受那些不可解的神秘片段從自己的解讀中漏失而去)。  

只是,就算從這個角度看,這部小說還是不容易讀,原因在於,我們對書中描繪的二次大戰前後(三、四十年代)法國的政經情勢、巴黎的社會氛圍不免陌生與隔閡,尤其,這個歷史底蘊在勒.克萊喬筆下,是以隱筆淡淡帶過,像透明的、迷濛的、不為人所知的壞空氣。  

不過,從他輕描淡寫的這個線索正可以讓我們窺見作者的用心:  

在國家大歷史的觀點下,二次大戰前的法國總是被形容為文化昌盛、軍事強大,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盛國家,但作者刻意撇開這個視角,只以簡單而銳利的幾筆勾勒當時法國人自詡傲人的心態;他借布杭家的沙龍作為歷史現場,讓讀者從其中幾段往來對話中,看見時人對英國人的輕鄙,對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恨意,並揶揄德國人、義大利莫索里尼不敢再冒戰敗之險攻打法國,甚至對殖民地不懷感情(「為什麼不回模里西斯呢?」「死都不幹,都嘗過住在巴黎的滋味了。」(p.67))……以及,為後來帶來更大災難的:對猶太人的仇視、對希特勒的頌揚等等的;這些負面的徵兆像將要出鞘的利刃,惶惶然帶著威脅。  

作者這樣的取材角度,一來表現了他以一個法國人的身分對歷史的深切反省,另一方面也傳達了他在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講稿上所陳述的他的歷史觀:只有從一般人怎麼過日子才能見到真正的歷史,所謂歷史的關鍵時刻是要從這些小處去考察;其實,整部小說寫的無非是這樣的庶民生活,寫承平時期的生活,或是寫在影響集體命運的戰爭中,人作為一個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個體是怎麼生活、怎麼愛、怎麼夢想,與追求。  

書中以拉威爾的《波麗露》做為音樂主調一點不是偶然,它和整部小說的安排若合符節。以結構來看,這個惶惶然的歷史底蘊便恍如《波麗露》中營造的那個潛伏在樂曲第一主題、第二主題之間的反覆間奏(Ritournelle),它頑強、執拗地隱藏在樂曲底層,像遠處令人不安的烏黑雲層,緩緩推進,伺機而動,終而引導出最後大爆發的力量──戰爭,以及在戰爭之後隨之而來的靜默。這靜默,或是抹除歷史記憶的自私靜默,或是受到大震動之後凝神靜思,每個人面對此事件都必須為未來做出抉擇。就這一點對照於勒.克萊喬描繪的戰前人心景象來看,更容易理解他為什麼會將《波麗露》這個在二次大戰歐戰爆發前幾年首演,並首度在歐洲音樂中引進非洲達姆達姆鼓為樂器,還引發喜愛者和厭惡者激烈對立的樂曲稱為一則先知的預言。  

有趣的是,以主題表現的方式來看,勒.克萊喬彷彿也採用了《波麗露》的手法,在反覆間奏之上,有突出的第一主題、第二主題來表現「飢餓」這個題旨。我們或許可以把對夢想的追求、對友誼愛情的嚮往、對自由和平的渴望……看作是第一主題的飢餓;把對財富的飢渴、對永遠填不飽的人性貪婪、對虛幻夢想的執持……看作是第二主題的飢餓。在戰爭的威脅下、在真實的肉體飢餓的威脅下,有人循第一主題舞動,有人往第二主題傾斜,兩個主題在小說中交相輪迴,時有變奏。艾蝶兒之所以被視為女英雄,應該說是她在這大動盪的時期,一直堅定地選擇了背向因飢餓的恐懼而貪饞的路。  

有了這樣初步的解讀,再回頭來看,既然這不是作者的自傳,也不完全是對母親的頌贊,那為什麼作者要在書前書後以擬真的「我」來敘述,又似有若無地影射母親為英雄呢?  

勒.克萊喬從不諱言,自八零年代前後,他有多部小說內容取材自他的身世、他家族的故事,《飢餓間奏曲》也的確以他的母親為藍本;而且不斷回溯、審視和自己生命相關的事件,也是他創作不輟的重要原因。但他處理這樣的題材,決不是以私小說的自溺方式著手,而是想以更宏觀的角度來探究那個一直懷繞在「我」之內之外的世界,與年代。一如作者去年在接受法國《閱讀雜誌》訪談時所表示的,即使是面對自身的背景,他也只能以小說的筆法來處理,因為他要追溯的真實不是實際發生的經過,而是試圖掌握那個年代如何形塑、如何鋪展,捕捉那埋藏在底層的來龍去脈。所謂真實,只有在經過思考、反芻、重組之後,意義才會呈現。這樣看來,也許可以說,作者是以虛構小說的距離,來作為對真實思考的起點。  

只是,作者為什麼選擇以小說來表現真實?或者說,為什麼要以這種虛構的文類來談論自己?答案呢,也許就要從他對於「我」的探究之道,並且將他的創作態度放回法國當代文學的潮流來解疑。 

他認為,以小說來處理「我」,正可以避免「我」成為命定的「一」,不可改變、不可翻轉、失去了其他可能性的「一」。何況,所謂的「我」,應該是動態的我,本來就該是在與其他人事物的碰撞中,不斷調整而產生、創造出來的。也正如他在一九七零年出版的小說《戰爭》中所說:「一定要走出自己。一定要走到自己內心最深處,深到我們完全不認識自己的那個地步,然後便可以重新創造出自己。」  

因此,「我」對他而言似乎是個創造的起源點,從這一點開始拉開舞台,時空不斷往外擴散,並不斷地將自己放在家族的框架中來審視。考諸他的家族歷史,以及他個人的成長背景,所有遷徙、流轉便宛如西方國家殖民史的縮影;他的祖先原是法國布列塔尼人,在十八世紀末原想移居淪為英、法、葡萄牙殖民地的印度,但因航行勞累,便中途停在模里西斯,就此定居下來;並且和小說中一樣,他有個舅公真的買下了殖民地博覽會中的法屬印度館,想要移建到他自己的土地上;而他個人則是在二次大戰時在法國尼斯出生,七歲時和母親、哥哥駕船到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奈及利亞,與在當地擔任軍醫的英國籍父親第一次見面,更不用說他後來自己精神的大浪遊;對此深有意識的勒.克萊喬曾經表示,他所有作品的焦點都集中在他初解人事,也就是二次大戰剛剛結束的那個時期;然而,這時期對他而言像是個看不清的模糊黑點,卻的的確確地埋藏在他內心深處,清晰可感,而且從這一點出發,還能連結到十九世紀西方國家霸權的殖民地時期,一段看似輝煌,卻充滿貪婪、不義的醜惡歷史。因此,他想透過對「我」的書寫,探究那時的世界。而且這樣的「我」,正如《飢餓間奏曲》這位宛如作者化身的敘述者,幾乎不介入故事之中,而只以劫後餘生的觀察者身分,來記錄、回顧,並沈思,尋找意義。這個「我」雖然看去像是個沒有行動、沒有作為的凝視者,但從他面對過去歷史的方式,隱約透露著這位和我們同代的作者對當前世界的急切呼籲,殷殷提醒我們以過去為鑑。  

這種特殊的「我」的書寫,是勒.克萊喬一連串以自己的家族傳奇故事為主題時,在寫作風格上的一大特色,而且就這一點放進法國文學史中來看,更可看出他的獨特定位。法國現代文學往往在兩大潮流之間擺盪,一是以普魯斯特為代表,一脈相承的如何蒙.嘎利、安妮.艾諾等作家的「私我的書寫」,突出書寫者個人的生命經歷,一是以六、七零年代多位新小說健將為代表的「無我的書寫」,主張抹去作者,甚至抹去人物。而勒.克萊喬的表現正好界於這兩者的平衡點上,這使他既能從自己的生命經驗、情感與記憶中汲取創作養分,又不落入私小說自溺的陷阱,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文體能讓他以多種不同的方式來探究:在探究自己的身分的同時,也觸及了繁複多重的他者、他者的文化。  


(刊登於人籟論辨月刊,
2009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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